参考文献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与古代正义观不同，在现代社会，个人观念和社会文化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契约的互惠性观念支配着社会的正义观念。这两种问题意识揭示了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问题。

最后，在法理论上，真正问题在于数字法是否能够履行法律的功能？面对数字科技的影响，法律系统还能自主运作？如果法律系统能够自主运作，那么，数字法就能够履行其法律的功能。易言之，二者都只是看到对方的盲点，却没法认识到盲点的意义。不过，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抑或是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都只看到法的自主性之谜面即法治，尚未能够自觉将法的自主性论题化，从而真正揭示谜底。因为规范是一种反事实的行为预期，所以，面对预期落空即失望，规范能够维持预期的连续性。相较于疏导和回应民意，司法公信力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于司法裁判的质疑和批评。

对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面对失望，人们采取学习行动，调整预期。另一方面民粹司法论则强调司法的回应性，认为司法裁判必须回应民意。同时，法的自主性之悖论实质上是法的统一性之悖论。

从系统论法学来看，法的自主性是以法律系统的分出为前提。在法律和社会的关系上，法理论似乎无法同时兼顾这两种视角。法律系统的分出包括三个维度：时间维度、社会维度和事物维度。譬如，两个陌生人相遇而发生冲突时，失望就可能会出现。

法教义学则关注法律实践的规范维度，如法律规则和法律体系。因此，除非社会分化和复杂性增长被历史终结，否则，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基本结构将继续存在。

社科法学要求司法裁判的论证要考虑社会后果，强调具体社会情境对裁判的影响。这意味着法律规范的形成具有制度的反身性。从法律功能角度来看，时间维度涉及行为预期的稳定性，社会维度涉及预期结构的制度化，事物维度涉及预期脉络的同一化。如此，法理论才能够真正应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实践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法如新商人法一样不是反功能分化，而是功能分化的产物。因此，在司法裁判中，无论诉诸原则和体系，还是诉诸后果和语境，法律论证都是法律系统自主运作的结果。四是克制主义与能动主义的差异。不过，二者都没认识到法律是一个既在规范上封闭且在认知上开放的社会系统。

他们的体验和行动是受到预期意义内容的引导。法律移植就出现南橘北枳的困境。

虽然机器学习可以使认知性预期取代规范性预期，但是，这只能说明这两种预期在功能上是等同的，并不意味着这两种预期的分化被取消。现代立法往往是利益博弈与理性妥协的结果。

系统论法学认为法律是一个自我指涉、自我描述、自我观察和自我再制的社会系统即自创生的法律系统。关于法的自主与不自主之区分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区分，当这个区分自我套用时，就会产生法的统一性之悖论。其次，法的自主性问题涉及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预期总是在同一个脉络中，或者在一个具有不变意义核心的脉络中被决定的。进入专题： 法的自主性 法的现代性 法治谜面 法律悖论 系统论法学 。质言之，法律论证是以法的自主性为预设。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与法律全球化交织在一起，法律移植为中国社会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现代性的规则和制度，如民商事法律制度、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投资法律制度等。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技术兴起及其对公民的赋权效果，很多司法个案引起公共舆论的关注和讨论，譬如，张学英继承案（2001年）、许霆案（2006年）、彭宇案（2006年）、杨佳案（2007年）、杭州飙车案（2009年）、邓玉娇案（2009年）、我爸是李刚案（2010年）、药家鑫案（2010年）等。

法教义学则要求司法裁判的论证要遵循普遍的法律原则，强调法律原则的体系化对裁判的影响。围绕法治谜面，中国法学曾形成三次争论，分别是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之争，精英司法与民粹司法之争，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

如果第一种论证进路属于形式法治，那么，第二种论证进路则体现实质法治。另一方面法律预设了社会环境的存在和影响，即法律依赖社会环境提供其运作的条件，如信息和能量等。

面对法的自主性之悖论，法理论必须承担去悖论化的任务。这种互惠性的正义观不仅支配经济交易，而且还奠定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如社会契约论。为了稳定行为的规范性预期，社会需要对行为预期进行制度化，以制度保障预期结构的稳定。这个任务涉及法理论的功能，即对法律系统的统一性及界限进行反思，并捍卫法律系统的统一性。

针对上述困境，有学者就提出借助本土资源和传统来建立现代法治。因此，中国法学犹如遭遇斯芬克司之谜的俄狄浦斯，在解开法治谜面的同时，却未能真正揭示谜底。

因为在矛盾或冲突的双方之间，要么双方协商来处理矛盾，要么通过第三方来解决冲突。对此，系统论法学提出了自我描述和异己描述的区分，并将其作为展开这个悖论的条件。

对此，系统论法学提出自我描述与异己描述的区分，为展开法的自主性之悖论提供了新的条件。然而，移植西方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在中国社会遭到了民众的规避和抵制，尤其在不发达的乡村地区，纠纷的解决不是诉诸正式的法律制度，如通过私了方式来规避刑法对强奸行为的制裁。

不过，构筑司法公信力的命题却可能掩盖了这场争论所涉及的真正问题。这个困境表明，如果中国法学想要捍卫法的自主性，那么，它就必须阐述清楚法的自主性之意义，即法的自主性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不过，这些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这个问题的遮蔽。此外，任何法律运作都需要时间，并以过去/未来的区分来为当下做出决定，譬如，法律决定的论证理由诉诸过去的原则或者诉诸未来的后果。

譬如，我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封面、作者、主题、结构、风格等都在同一个意义脉络中不断向我呈现。为此，法理论必须反思和维护法律的统一性，以捍卫法的自主性。

不过，这些争论本身恰恰表明，在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尤其在迈向一个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过程中，法律系统的分出已经是一个不争之事实。从时间维度来看，法律的功能涉及行为预期的稳定性。

其中，规范性的预期结构与社会秩序控制紧密联系，并形成社会的规范投射。然而，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演变有其自发性的逻辑与动力。